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一段时间，告别的氛围弥漫着整个校园。既然是告别，肯定不会是与不相干的人，一定是告别朋友、告别恋人、告别宿舍、告别天麟山，当然，可能还有告别被“禁锢”的日子、告别“难以下咽”的饭菜、告别可怕的考试和老师，等等。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告别又不断遇见的过程。关于告别，古人也有许多的诗词：有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有“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有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们的告别对象似乎千奇百怪，但是古人告别的对象却出奇的一致，那就是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难道是现代社会的丰富，使得人们的情感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今天，我们在前面已经有几首诗歌介绍的情况下，尝试从中国古代文字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刚才所说的差异，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作为交换物质的货币，在甲骨文的写法上，“朋”是“五贝为一系（ji），两系为一朋”，是一种货币单位。后来，在对《易经》中“兑”卦的解释中，孔颖达认为“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就是同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之间称为“朋”，相同志向之间的人称为“友”。《广雅》解释为“朋，比也；朋，类也”。“比”的意思是“甲骨文字形，象两人步调一致，比肩而行。它与‘从'字同形，只是方向相反。《说文》:‘二人为从，反从为比'”。
“友”的甲骨文字形“象顺着一个方向的两只手，表示以手相助”。
这样看来，在古时候，“朋”和“友”的使用还是很有区别的：虽然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但是会经常聚集在一起的人称为“朋”，志同道合的人才称为“友”，所以古代才有“朋党”和“朋比为奸”这样的关于“朋”的贬义词。
这样看来，毕业生们告别的有的是“朋”，有的是“友”，难怪说毕业生告别对象这么多，而古人告别对象就是一个——“友人”。
社会分工的细化、全球化的趋势，使得社会生活变得无比丰富，人的内心世界相比较而言无法跟上这个变化，所以社会学家常常提出了“慢一些，让灵魂跟上时代的变化”这一口号。但是，这无疑是不可能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客观关系上看，只有让自己首先不断适应变化发展的时代和社会才是最主要的。
我个人认为，要让灵魂跟上时代，首先是丰富和纯净自己的内心世界——丰富的是形式，纯净的是内容。温家宝总理说过，社会越高级，越是要建立一个有信用的社会体系，这样的世界才可能是单纯又丰富的世界。而“有信用的社会体系”就包括个人层面的诚信、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整个社会的信用，和全社会对信仰的追求。
今天我们遇到的前所未见的疫情，表面看起来是一场灾难，其实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契机，一个增长见识的契机。契科夫曾说：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就的将是锋利的尖刀。在疫情面前，没有局外人，在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每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来之不易。在疫情面前，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秩序和信任的力量还是多么的重要。
在重大灾难面前我们依然保持秩序，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信任。信任是联结现代社会中群体成员的重要方式，也是国家中民主和法治的基础。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在宏观的层次上，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复合的承诺和信任关系，且对社会其他层次的信任形式和特征都有重大影响：人们将权力托付给政府，政府以承诺维护所有公民的权利、增进他们的福祉、保护他们的民族国家利益等来取得他们的信任。中层制度则代表着那些与主持社会正义最有关的领域，如司法、新闻、教育等。它们对于将个人凝聚为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道德群体极为关键，可以对其成员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就微观层面而言，公民与公民、家庭、社会等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普遍的生存心理。
对于自我，我们依然要讲究诚信；对于人与人之间，我们依旧选择信任；对于个人与群体之间，我们仍然是相信国家和政府的信用，最后，我们心中依然有着崇高的信仰。